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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晃晃的人间》:追求自由的余秀华,与渴望被爱的身障女性

时间:2019/10/10 22:09:00  作者:  来源:  查看:0  评论:0
    非主流的身体与外貌,我会被人真心实意地爱着吗?
    浓黑、稠密的头发慵懒地扎成了一个团,戴着的红色方框眼镜已经明显有了使用多年的痕迹,嘴里慢慢地念出已经写好了诗,摇摇晃晃地出现在了电影的屏幕上面——她是余秀华,一位因创作了“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出名,后被称为“荡妇体”风格的女诗人。
    镜头下的她,一边干着农活,一边构思着诗歌的素材,似乎如同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下”的陶渊明。但是,当我们真正地阅读、理解她写的诗时,感受到的却是一位身障女性与父母在相处的过程中不被理解、质疑的焦虑,与丈夫在婚姻生活中惶恐、不甘心的痛苦。
    这并非是一部励志、感人、充满了“麻雀变凤凰”意味的纪录片,反而是讲述一位依靠诗歌摇摇晃晃地走在人生路上的身障女性成长史。电影从始至终,余秀华也从婚姻的束缚中、贫困的生活中逐渐解脱,慢慢地完成经济独立和精神独立,最后彻彻底底地自由了。
    逃离无聊、无奈、无望的生活
    余秀华的诗中多描述性和爱,通过直言不讳地、酣畅淋漓地书写,记录自己对情欲的向往与追求。对于她而言,由于极度缺乏爱,因此只能借诗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懊恼,以此安定与抚慰躁动不安的情绪。面对镜头,她虽带着笑容,但却充满了遗憾地回应:“至于灵魂之爱和切肤之爱,到现在我都没有真正经历过,我还是不甘心。”
    那年,她19岁,正值青春年华,却已经在父母的“同意”下,被指定了接下来的生活——从自家的女儿变为别人的妻子与母亲,走入婚姻,生儿育女。对此,其母在采访时,解释当年做决定的原因:“因为女婿身体好,愿意接纳自己的女儿,所以就同意了他们的婚姻。”
    这句理所当然的“同意”,却在随后遭到了余秀华的反驳。在她的心中,丈夫并不能真正地理解、共情她的状况。每次他看到写诗时的她,只觉得她厌烦;又或者是下雨时,他不会去接她,甚至还会嘲笑差点摔倒的她。当这些生活的小事,一件又一件压垮了余秀华。她最后无奈地承认:“这个婚姻真的很伤人。本来早些年就该离了,如果不是残疾人,我早就把这个事(离婚)做了。”
    但面对余秀华离婚的请求,丈夫尹世平是不解的,甚至是鄙夷的。刚开始的时候,他总是会重复地问,自己到底是做了哪些“对不起她”的事情。但由于得不到余秀华明确的回应,他把原因又归结为“她就是嫌弃我没有钱”,认为金钱才是能够长期维系一段亲密关系的重要条件。
    甚至,后来的他居然在饭桌上,与朋友一起调侃她的外貌,揶揄她的残障,嘲笑她的异想天开。言语之中,除了苛责余秀华没有坚守作为妻子的责任,整个对话更是充满了对身障女性的蔑视。
    如果得不到丈夫的尊重与理解,是余秀华对于婚姻不满的开始。那么在原生家庭中,一直强势的家人,则因从来没有考虑余秀华的感受,让她更加难以忍受一成不变的生活。
    从选择对象开始,母亲的姿态都放得特别低,因为她觉得只有身体健全的人,才有自由的婚姻选择权。所以,当她决定把女儿嫁给尹世平,一方面是对现实生活的妥协,另一方面则觉得自己完成了母亲的使命。
    这种微妙的平衡,在余秀华提出离婚后,被彻底打破。在余秀华母亲的观念中,她对女儿渴望离婚的态度一直都是反对的,毕竟维持婚姻现状,起码在别人眼中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即使如今余秀华通过自己的才华赚钱,但作为一个保守派,她佩服的仍然是“儿女、妻子过得和气”的传统家庭氛围。
    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亲情勒索,却彻彻底底、密密实实地束缚着了余秀华,如同困住一只笼中鸟。
    身障者,有追求爱的权利吗?
    后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当主持人提及诗中大量出现“爱”字,因此想问余秀华最向往的爱情是什么时;余秀华脱口而出的是“想不出来”。当她终其一生,只希望有一个爱自己的人,但却面临诸多阻拦,她是真真切切地,怀着遗憾与失望,无法回应,也不知如何逃离无聊、无奈、无望的生活。
    采访结束完后的那晚,她回顾自己的婚姻与生活,若有所思地说:“家庭与婚姻,积压到一定程度就受不了,这辈子我还是太亏了。”
    曾经,余秀华也为了摆脱这种生活,考虑过别的选择,比如努力地工作,以此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但由于身体是残障,并没有公司愿意接纳,所以本来兴致冲冲的她,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回到老家做农活,继续没有希望、以及被父母和丈夫约束的每一天——没有残障友好的就业环境,与没有残障平等意识的公司,最终为这场“逃离之旅”关上了门。
    这种对于残障者的轻易否定与习惯无视,不仅出现在了原生家庭、婚姻状态中,同样也贯穿在余秀华成名之后的生活。当大众媒介在提及余秀华时,总是会在诗人前面加一个“身残志坚”的定语,似乎表明对余秀华的肯定,更多只是集中对“残障者能写好诗”的诧异,并非诗中内容带给人的震撼感。
    成名之后,余秀华从一个普普通通、简简单单的农妇得以蜕变,在经过网络社交平台的曝光中、书籍出版的推广下,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女诗人,经常在各大研讨会、电视节目上频繁露面,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观点。
    但与此同时,成名也是有代价的。虽然前期的商业活动可以累积不少财富,认识更多的新朋友,走出原来单调的生活圈子;但出名引起的关注,也为余秀华带来了一些批评与争议。
    当负面信息聚集时,余秀华退缩了,她是害怕的:一是担忧自己失败的婚姻会影响儿子,连累他找不到媳妇;二是畏惧外界的流言蜚语,毕竟大家有着各种各样的道德观念,万一“别人骂我,在成名之后就把老公踹了,这个就不好听了”。
    在诗中写遍了爱的她,却囿于父母、丈夫与外界的牵绊,与爱背离,渐行渐远。可现在明明已是婚恋自由的时代,亲密关系也有了更多元与开放的选择,但作为身障者,TA们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吗?
    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避而不谈的情欲需求
    在纪录片的最后,余秀华用钱打发了自己的丈夫,两人终于离婚。处理完所有的手续后,丈夫一改往日愁容,反而笑着说:“我们两个都互相摆脱了”。至此,这段带着强烈不甘与痛苦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但告别了已婚的状态,并不能完全带走余秀华的消极情绪。回顾自己二十年的婚姻生活,她坦言由于自己与丈夫相处的时间不多,所以并不会有类似那些朝夕相处的夫妻后离婚的感受,反而觉得是一场不真实的梦——“这才是真正的悲凉,即使离婚了也没有感觉。”
    和余秀华有类似感觉的,还有很多身障女性。据探讨障碍者与情欲需求的《幽暗国度》一书介绍,由于当今社会仍处在压抑与保守的性文化下,性教育体系中残障意识的缺乏,与无障碍设施整体率普及低,令残障者的欲望与情感追求并不被大众接纳和正视,且伴随着各种各样因无知产生的歧视与偏见。
    即使后来手天使的出现,让社会大众意识到了残障社群的情欲需求,提高了个体对此时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但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质疑与批评,甚至把义务服务的社工嘲笑为“性工作者”,通过传统的道德观念打压残障者追求爱与性的权利。
    从上述现象显而易见,无论是整体社会氛围,还是发表异见的个体,都不约而同地呈现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姿态,却始终没有回应一个核心的问题: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避而不谈的情欲需求背后,是不是只有“身心健全人”才能资格追求爱与性呢?
    答案看似简单明了,但事实上却是一片空白与模糊。因为,这不仅需要推动社会大众去思考,更重要的是,问题本身正是围绕在多数残障者身上的枷锁,一层再一层,牢牢地束缚着,无处可逃,也无法挣脱。
    爱本无碍,恰恰因为社会体系与文化包容度不足以支撑,才令现在的我们,处在一个不够友好的“有障碍环境”中。毫无疑问,仅仅是提高公众意识是不够的,还要从做一些微小的尝试开始,改变与倡导。
    比如,创作与拍摄更多残障有关的媒体产出,弱化“身残志坚”的刻板印象,让这些鲜活的个体讲故事,畅所欲言自己的经历与需求;比如,在性教育的科普与分享中,补充残障意识的内容,帮助残障者了解自己的身体,主动掌控情欲自主权;再比如,减少对主流身体与完美外貌的塑造与曝光,增加更多元的形象与设定,令被推挤到边缘之地的残障者可以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毕竟,人都有各种各样缺陷,这才是真实;因为这小小的与众不同,才得以从平凡的大多数中脱颖而出,显得极其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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